李秉忠：英美外交官视角下的土耳其选举政治与宗教复兴(1950—1960)伟德体育(BetVictor Sports)国际官网

2024-12-16 18: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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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的1950—1960年在土耳其现代史上具有界标性的意义，许多冲突源发于此。有学者指出，1950年最引人瞩目的就是选举引发的民众动员，以及教在动员中的作用。因此，1950年大选甚至被称为是白色政变(Beyaz Ihtilal)。流血的军事政变则在20世纪60年代到来，土耳其国内持续的政治动荡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证据表明，对于1960年5月27日发生的军事政变，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提前获得了相关信息，但他们并没有通知土耳其政府，政变的发生和西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时期教在土耳其的复兴有关。新版的土耳其教科书甚至指责美国参与了1960年军事政变，以此阻碍土耳其获得自治和独立地位。

　　1950—1960年的执政时期是宗教复兴的最初阶段，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土耳其教复兴的政治意蕴及其政治遗产研究并不充分。哈坎·雅乌兹论述了土耳其教的特殊性及其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教之间关系复杂，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教承担着聚合和统一的功能，反过来民族主义对于起着某种驯服温和化和积极的作用。土耳其的教往往是国家中心的，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往往起着土耳其民族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作用。奥默·塔斯皮纳(Omer Taspinar)则认为，是在利用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非根据自由、民主路径来重新定义凯末尔主义政权。1950年选举后，土耳其政治文化氛围大变，教和传统文化再获合法性。1955年经济开始衰退，在竞选中再度使用宗教话语。埃尔辛·卡拉奇古(Ersin Kalaycioglu)注意到，宗教教育成为与国民和世俗教育并驾齐驱的教育方式，教职人员和反教职人员的情绪在20世纪50年代的土耳其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罗伯特·华德(Robert E. Ward)和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注意到民族国家概念在土耳其出现较晚。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现代化的主要困难在于立足于宗教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和国家，直到奥斯曼帝国解体的1919年才出现了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概念。中国学者哈全安认为，所谓主义的兴起和的滥觞是民众借助于宗教的形式质疑官方政策和挑战现存秩序。土耳其多党制的政治体制和相对宽容的政治氛围，决定了土耳其主义和宗教的议会形式与温和倾向。昝涛则认为，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政策，反映了他们对教与西方式现代性之间的理解。对宗教的视而不见是土耳其40年代末实现民主化后，政治与社会不稳的主要原因。李艳枝指出，奥斯曼帝国教俗合一的历史传统、官方与民间宗教的二元对立，凯末尔政权均质化的现代化构建和中心与边缘的文化断裂构成复兴的背景。上海大学杨晨的博士论文《土耳其的宗教、政党与政治——以政党的兴起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教、政党与政治的关系。执政的十年既标志着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奠基和宗教开始对政治施加影响，同时也引发了土耳其现代史上周而复始的军事政变，因此研究在土耳其的执政有助于理解当下土耳其的政治发展道路。2010年，埃尔多安以总理的身份发表演讲，强调了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对于遗产的继承。埃尔多安指出，“阿德南·曼德勒斯(Adnan Menderes)和他的战友们点燃的民主之火世代相传，现在传到了正发党手中。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并非是简单的抽象概念，民主事关安纳托利亚的利益和身份认同。”

　　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对于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密切关注。执政时期，西方关注的重心即为民主政治与教复兴之间的悖论，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土耳其凯末尔主义道路的损害。土耳其的宗教问题就是教的问题，本文所指的宗教复兴就是教的复兴。1946年7月，土耳其共和国实行竞选制后的首次选举被诟病为多有舞弊，之后各党为1950年的竞选都做了充分准备。随后赢得了1950年、1954年和1957年大选，其长期执政最后终结于1960年的军事政变。本文以1954年第一任期结束为界，将1950—1960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在结合英、美相关档案记录的基础上，集中剖析英美外交官对1950—1960年土耳其选举政治与宗教复兴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并基于此讨论相关认知如何作用于土耳其国内政治，也回应了具有土耳其特点的政治等相关学术问题。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确立的奋斗目标是成为西方文明国家的一员。在较长时期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土耳其与西方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西方由此高度关注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以文化为底色，却追求西方化道路的国家，西方的关注重点自然聚焦于其世俗主义的坚持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影响深远，尤其深刻作用于其政治发展道路。二战后，土耳其开始探索推行多党制。1945年11月1日，时任总统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önü) 强调将对政治体系实行重大调整，土耳其将引入多党制，以适应民主政治战胜纳粹主义这一国际形势。在上述背景下，1946年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土耳其由此仓促地步入了选举政治的新阶段。

　　西方希望将土耳其打造为世界的民主样板，故对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这一剧变持欢迎态度。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西方对于土耳其的关切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增长，而由于英国在中东传统的优势地位和美国在中东地区势力的崛起，这一趋势在英美两国表现尤其明显。正如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萨达克(Necmeddin Sadak)所言，杜鲁门宣言给予了土耳其极大的安慰，使土耳其人不再有被孤立之感。作为回报，土耳其积极致力于在中东建立亲西方的联盟，以此来获得美国对于土耳其作为盟友的信任感。1949年8月，土耳其加入了欧洲委员会，部分实现了土耳其成为“文明世界受到尊敬的成员”的目标。然而，在认同与欢迎的同时，西方也必须直面土耳其民主政治与宗教复兴之间的悖论。在土耳其转向民主政治后，西方外交官往来文件中长篇累牍地讨论选举政治与宗教复苏之间的情况，进而探讨土耳其是否能够坚持世俗主义的现代化道路。1946—1960年，西方驻土耳其外交官往来电文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滥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继而在此基础上评估这一政策手段对凯末尔现代化目标的背离程度。

　　面对多党制的现实，与共和人民党之间的选民争夺战激烈上演，而宗教天然地具有的动员力量契合和复杂化了选票的争夺规则，之前蛰伏的传统力量找到了表达诉求的新舞台。共和人民党开始调整传统的宗教政策，并放松了对宗教教育的限制。1946年7月，共和人民党赢得了实行多党制后的首次选举。共和人民党显然意识到宗教在选举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开始向宗教适度让步。英国外交官捕捉到了这一转变，注意到传统宗教教育在1946年开始复活，同年7月土耳其开始建立学校。两大主要政党都在讨论宗教教育。共和人民党曾被认为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故其让步的伤害性就显得更大。共和人民党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对于宗教的利用，也使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宗教来服务于竞选。宗教复兴是两党之争的附属品，由于深刻作用于选举政治而得以长久延续。英美外交官的报告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宗教复兴与民主政治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由此对土耳其现代化产生的晦暗不明的影响。

　　土耳其1950年大选以及其后的宗教复兴引起了英美外交官的特别关注，他们尤其注重检视这一进程中对教的利用，及其对世俗主义道路的冲击。1950年大选成为土耳其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英国驻安卡拉大使诺伊尔·查尔斯(Noel Charles)在《土耳其1949年年度报告》中分析了共和人民党在1949年的困境：政府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总理居纳尔塔伊(Mehmet Şemsettin Günaltay)强调要出台公正的《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以此确保即将面临的大选可以公正举行，同时承诺要适当满足民众对于宗教复活的诉求，保证宗教与政治的分离，并决定在安卡拉大学建立神学系。竞争性选举制度对于选票的需求，暴露了严格的世俗主义政策与民众的宗教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情形表明，在一个宗教文化浓厚的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彻底分离几无可能，政治必然会向宗教让步，于是把握这一让步的限度和底线就显得尤其重要。英美外交官关注的重心在于选举政治导致的宗教复兴，将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

　　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拉弗内·鲍德温(Laverne Baldwin)在发往国务院的文件中，也注意到了共和人民党向宗教让步的趋势：共和人民党开始允许朝觐；在初等教育中引入宗教教育；加强宗教事务委员会的作用；奥斯曼帝国素丹的陵墓得以重新开放；注重培训神职人员；创建安卡拉神学院。而尤其在涉及普通民众结婚、离婚、遗产继承等方面的问题上，教法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鲍德温就此评论道，这些都是宗教复苏的迹象。而且，1950年3月2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第5634号法令，决定强化宗教事务委员会(Department of Religious Affairs)的作用，以适应宗教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现实。宗教复活推动了相关行政机构的调整。无论是查尔斯大使，还是鲍德温总领事都陷入某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认定世俗化属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民主政治的推行似乎必然会催生宗教的复兴。

　　宗教复兴在1950年开始出现更为明显的迹象，土耳其政府的妥协加剧了这一趋势。查尔斯大使发往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指出，1950年4月12日，民族党荣誉主席费夫奇·恰克马克元帅(Marshal Fevzi Çakmak)的葬礼变成了抗议活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教职人员的作用，他们穿着传统的宗教服饰从寺中走出，用阿拉伯语进行祈祷，并呼喊着“伟大归于”这一土耳其世俗政治中的禁语。《祖国报》在次日的报道中写道：“此次葬礼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氛围，除了先知的绿色旗帜外，所有的宗教特征都已经具备。”葬礼似乎成为一种政治宣誓，由此引发了查尔斯的高度警觉。查尔斯的判断是：“费夫奇·恰克马克将军是民族党的名誉领袖，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虔诚的。民族党素来反对世俗主义原则，试图回归法和生活方式。民族党是在利用该机会煽动，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因而这次葬礼充满了政治意蕴，也成为衡量各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宗教政策的风向标。土耳其社会中出现了对世俗主义原则的公然反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容忍和纵容了这一表达方式，从宗教力量有求于国家到宗教势力影响国家，土耳其社会政治气氛悄然演进至新的阶段。

　　1950年5月14日，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终结了共和人民党执政27年的历史，这一选举的胜利被认定为“五月革命”。荷兰的土耳其历史研究专家小许理和(Erik J. Zürcher)认为，1950年是现代土耳其政治史的转折性年代，在选举中胜出标志着新的精英阶层登上政治舞台。英国驻安卡拉大使查尔斯认为，它也是选民自由表达意愿的结果，土耳其民心思变，尤其是居于城镇中的工人和农民利用选票反对现有政权，认为现有政权应该对他们的苦难和不幸承担责任。事实上，查尔斯的这种判断的确切中了要害。伊诺努在败选后指出，土耳其民众渴望变化，而且强调自己最大的失败恰恰又构成此生最大的成功。言外之意就是，共和人民党无论做出何种努力都难免败选，不过的胜选也证明了伊诺努力主的选举政治的成功。此外，伊诺努对1950年选举中落败还作过如下意味深长的评价：“共和人民党的观察家将成功上台执政的秘诀解释为其政治话语对国家经济和宗教需求的回应，而在此之前，这种宗教需求一直被忽视。”

　　英国驻安卡拉大使查尔斯在关于土耳其1950年基本状况的评估中，用了较大篇幅讨论宗教问题，尤其是宗教复兴隐约出现的质变。政府迅速向宗教力量让步，以吸引选民并回报其对胜选的支持：开始允许使用阿拉伯语祈祷、收音机开始播放《古兰经》、在初等学校引进宗教教育，这些都是宗教复兴的标志。政府的这一政策，也是对宗教在土耳其复兴的反应。尽管民众畏惧于阿塔图克的世俗主义改革，但教从未在土耳其失去根基。教在土耳其再次抬头，观察家们也注意到了宗教反动的迹象。由此可见，宗教复兴既有民众的基础，亦有的推波助澜。查尔斯大使所注意的不再局限于宗教在社会层面的复兴，也注意到了宗教对政治的侵蚀，甚至于宗教对世俗主义的反动。

　　1951年，土耳其国内发生多起宗教对世俗主义反动的案例，宗教反动的重要表现便是公开批评凯末尔及其相关政策。查尔斯大使发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的报告中指出，自凯末尔1938年去世后，在土耳其首次出现公开批评阿塔图克及其成就的声音。对于宗教的让步煽动了潜在的狂热主义，出现了一波攻击传统信仰的运动，甚至恶化到破坏国父纪念碑的程度。宗教复兴发展至直接冲击凯末尔主义，意味着这一浪潮已演进至宗教冲击政治的新阶段。其中更大的风险在于，宗教复兴被解释为是对凯末尔集权统治的反动，这无意中为教复兴披上了争取民主权利的外衣。更有甚者，政府中有很多人士认为，违背凯末尔原则并不违法，官方暧昧的态度进一步纵容了宗教势力。

　　1952年，政府的宗教取向更趋明显，总理曼德勒斯本人也在纵容这一现象。英国新任驻安卡拉大使赫尔姆(A. K. Helm)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外交文件中列举了两个案例，证明宗教情绪的复兴达到了某种新高度。其一，曼德勒斯从伦敦访问归来后，民众宰公羊欢迎，这种充满宗教气氛的欢迎仪式在伊诺努时期绝无可能。其二，宗教气氛迅速升温，各类媒体也充满热情地报道宗教复兴的情况。英国里德威(Ridway)将军和怀曼(Wyman)将军受邀访问苏莱曼寺时，他们为信众壮观的祈祷场景所震惊。此前西方人参观寺祈祷时往往不受欢迎，媒体更不会对其加以报道。土耳其政治家公开纵容宗教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出现，而且允许媒体大肆宣扬，表明了的宗教政策相较于1951年更加宽松。赫尔姆大使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不同于其在任第一年时对于宗教的微小让步，现在对于宗教仪式和宗教习俗复活的立场和政策非常灵活。民众现在可以公开大胆地进行宗教活动。大量的寺正在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中心城市修建。”有意让媒体制造某种教复兴的氛围，这加剧了西方外交官的担忧。

　　英国外交部针对此轮宗教复兴的整体评价还比较温和，虽认定某些新的现象已经出现，但情况并不严重。“和共和人民党同样都坚持世俗主义。不过，世俗主义者还是充满担忧，这种担忧有其合理性：我们有外交官员参加了边远乡村的宗教仪式，注意到贝克塔什(Bektashi)圣徒的坟墓得到重建，这在之前不可想象。然而，就政治、社会和法律意义上而言，宗教仪式和迷信的复活完全不同于教的复活，教在政治、社会和法律上的全面复活的迹象并不存在，会和其前任一样坚决宗教的复活。”显然，英国外交官虽然指出了宗教在乡村复活存在的隐患，但其前后的判断还是多有矛盾，低估了宗教复活的程度。事实上，曼德勒斯允许对其欢迎和欢送仪式上出现浓厚的宗教气氛，客观上造成了宗教干涉政治之嫌，属于教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复兴。

　　不过，英国外交官对于教不干涉政治，以及教的宽容性还是存有诸多疑问，尤其关注曼德勒斯重新定义宗教信仰自由和世俗主义的努力。1952年12月6日，曼德勒斯在阿达纳(Adana)发表演讲：土耳其人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土耳其境内的所有都拥有宗教自由，同时也尊重民众的其他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将宗教用于政治目标就类似于军队介入政治，是一种犯罪行为。英国外交官注意到这一政策的矛盾之处，对此的基本判断是，土耳其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无疑与反宗教的世俗主义存在矛盾和紧张关系。显然，曼德勒斯重新界定了宗教自由，而且明确提出了宗教自由，也就暗含了对世俗主义的质疑和挑战，这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在着重强调宗教自由后，曼德勒斯也提出坚决反对宗教对政治的干涉。赫尔姆大使得出这样一个推论，曼德勒斯在定义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对于世俗主义的定性。“的领袖认为教属于个人的信仰，如果宗教没有干涉政府的行为，任何机构和个人也都无权干涉宗教自由，这实际上是对世俗主义的新定义。”显然，到1952年时，重新定义世俗主义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已经将宗教自由与世俗主义并列讨论，凯末尔式的世俗主义遭遇了严峻挑战。英国外交官关注到曼德勒斯在宗教问题上立场的重大变化，判定对于宗教自由的强调从根本上损害了世俗主义，其实质就是以宗教自由为名，行损害世俗主义之实。

　　1953年是土耳其建国30周年，同时也意味着必须为1954年大选做好准备，占土耳其人口80%的农民决定了宗教动员的重要性。曼德勒斯的选举焦虑表现为威权主义倾向日益加剧，宗教反扑现象也更为明显。英国驻安卡拉大使馆注意到，随着1954年大选在即，曼德勒斯对于世俗主义的新定义使得他无法强硬对待宗教的复兴，也担心会因此损害其选举的支持度。另外，任何对于宗教的让步，都可能开启宗教反扑的大门，这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也许会损害凯末尔主义“新秩序”的基础。政府在宗教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宗教作为一种组织性力量，如果无法有效抑制，就可能迅速反弹。显然，当和共和人民党对于宗教都举棋不定时，宗教已经成为选举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教复兴的趋势日益明显，英国外交官更加密切地关注教的复兴与土耳其未来道路之间的关系。毕竟，土耳其被认为是西方在中东最可靠和最有能力的伙伴，西方无法容忍一个偏离西方为其设定的前行道路的土耳其。

　　西方外交官不仅仅注意到宗教在农村的复活，也注意到了宗教在城市的复活，这一点与宗教复活由地理和社会的边缘向中心转移的趋势非常契合，西方外交官开始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进入第二个任期后，政府的宗教政策更为积极，迫使西方外交官开始讨论如何通过改革解决土耳其的宗教问题。解禁教的后续影响，到1956年时已经非常明显。为此，詹姆斯·鲍克专门向英国外交部呈文《近几年教在土耳其发展状况》，对相应情形进行了说明与阐述，“也许谈不上是鼓励宗教，但确定无疑的是，教的盖子在1950年已经揭开，由此造成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在世俗国家中解禁宗教活动属于回归过去的努力。已经将解禁教作为一种政策，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在世俗国家概念的框架中监控教的复活，并将其控制在适当范围内。”土耳其已经无法回到世俗主义时代，只能寻求某种宗教的改良或者是宗教的理性化过程，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只能依赖于宗教教育，这种情况下，对于乡村宗教教师的培训就显得尤其重要。显然，到1956年时，英国外交官已经认识到1950年宗教政策所造成问题的严重性。宗教复活和对世俗主义的损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现阶段需要讨论的是，在土耳其，教应如何有序存在于世俗主义框架中，以及土耳其需要什么样的世俗主义。

　　1956年1月10日，曼德勒斯总理在科尼亚围绕世俗主义和宗教改革发表了重要演讲，引发了各方前所未有的关切。1955—1956年，土耳其经济遭遇了困难，而科尼亚民众素以宗教热情而出名。由此可见，曼德勒斯此次科尼亚演讲是在经济恶化情况下，紧握宗教这一救命稻草，转移民众的视线的一种尝试。詹姆斯·鲍克将曼德勒斯总理对于世俗主义的定义分解为三个要点：(1)实行宗教和政治的绝对分离以及保障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2)土耳其民族现在是、将来也是民族，在中等学校开展宗教教育天经地义；(3)要培养合格的宗教教师并提高教职人员的薪酬。然而，曼德勒斯的演讲招致了来自土耳其社会层面的诸多批评：第一，曼德勒斯将宗教与政治相提并论，违背了宪法；第二，面对经济危机，曼德勒斯将宗教作为救命稻草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第三，曼德勒斯的做法重击了凯末尔的世俗主义原则。

　　关于教的改革是曼德勒斯科尼亚演讲的第二个议题，尤其围绕合格教职人员的匮乏这一主题展开，彼时土耳其宗教教育的能力无法满足宗教复兴的需要，尤其是合格的教职人员极其缺乏，这一挑战在农村地区尤为显著。1956年1月7日，大国民议会预算委员会对于宗教事务委员会大加批评，认为它无法胜任相关工作，没有培养出具有理性思想的伊玛目，正是缺乏合格的宗教人才导致了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不力。尽管如此，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预算还是增加了300万土耳其里拉。詹姆斯·鲍克接着指出，曼德勒斯在演讲中批评宗教事务委员会墨守成规，未能培养出具有理性思想的人员，用以取代无知、愚钝和视野狭窄的伊玛目。安卡拉大学神学院每年毕业学生中的极少数才能进入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以1955年为例，当年的363名神学院毕业生中，仅3人进入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培养具有理性主义的新式宗教人士，以取代宗教事务委员会旧式的宗教人士，成为当务之急。

　　显然，詹姆斯·鲍克对此类情形充满了担忧与不满。“宗教事务委员会目前的工作显然力不从心，更谈不上是协调一致、有条不紊。宗教事务委员会最具创造性的措施是建立学校以培养进步的伊玛目和教职人员，取代旧的无法满足政府要求的乡村伊玛目，但这一举措也因资金匮乏而搁置。更为不幸的是，政府敌视青年知识分子，而后者恰恰坚定地反对各种宗教回潮和反动，青年知识分子本有智慧和方法用理性的办法对待教的问题。”詹姆斯·鲍克的基本认识是，既然宗教复兴已然成为某种必然趋势，土耳其政府应致力于培养合格的宗教教职人员，并对年轻人的宗教观念进行正确的塑造与引导。在这一进程中，农村的宗教教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不仅没有利用好青年人这一宝贵资源，也未培养出一批开明、理性的教职人员，而这恰恰关系到土耳其道路的成败。

　　美国外交官也强调土耳其现有的宗教改革令人沮丧，同样指出当务之急是培养具有自由思想且亲西方的教职人员来开展宗教教育活动。1956年2月27日，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给国务院发来法新社记者埃罗尔·居内伊(Erol Güney)的一篇题为《土耳其的宗教和宗教反动》的文章，并附上领事馆的相关评论。美国外交官认为：成千上万的传统乡村宗教教师需要被新派的教师所取代。现有的宗教教育固然不会产出狂热分子，但也不可能培养出聪明的领导人。政府的过度压制政策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即非自由的、非西方的神学教授们对于神学系学生的影响反倒被强化。总体来看，土耳其缺乏合适的宗教教育和合格的教师。土耳其需要一个相对平静期，土耳其政府也具有对广大农民开展教育的决心，满足这些条件就可以推动教改革和培养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宗教人士，这一切或许是土耳其的希望所在。可见，美国方面高度关注土耳其教的改革，尤其强职人员具备亲西方特性的重要性，认为目前的改革举措显然是杯水车薪，未能切中肯綮的。

　　这份报告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在于对土耳其现有教职人员的阶层分析。报告指出，土耳其既有的省级宗教架构包括三个阶层：穆夫提、伊玛目和乡村宗教教师，他们事实上都属于旧时代的产物，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重任。穆夫提不对地方政府负责，直接接受设在安卡拉的宗教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负责全省的宗教事务，具有任命乡村牧师和教职人员的权力。穆夫提毕业于传统的宗教学校，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多数消极对待世俗化政策，虽非宗教反动的煽动者，但也不反对乡村出现宗教反动。穆夫提之下的伊玛目同样毕业于传统的宗教学校，由政府支付工资，对于世俗化改革同样并不积极。上述材料透彻地揭示了土耳其教职人员阶层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强调了土耳其已经无法回到从前，更表明了西方外交官对于土耳其基层的熟悉程度。旧时代的宗教人士既不相信宗教改革，更不能够监管和引导农民的宗教态度，由于其基本上独立于地方政府，导致地方政府难以对其施加影响，因此宗教的理性化和有序复兴难以进行。

　　不同于穆夫提和伊玛目，乡村宗教教师与广大的教民有着最为直接的接触，在宗教理性化进程中本应担任重要角色。埃罗尔·居内伊的报告中详细分析了乡村宗教教师的两大特点。第一，独立于政府体系，与农民并无距离感，因而影响深远。“乡村宗教教师不属于政府公职人员系列，由农民为其支付工资，拥有自己的土地，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中央政府。乡村宗教教师是名副其实的宗教活动煽动者，他们给年轻一代灌输某种中世纪的宗教心态，并使之永恒化。而且，所有村庄的村长心态与其他村民并无二致，自然也不会指责乡村教职人员。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乡村宗教教师属于最不遵守共和国法律条款和法律精神的人员，却又处于某种不受惩处的状态。”教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合格的宗教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未来，当前的局面是国家对农村的控制力明显不足，乡村宗教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反改革的力量。

　　简而言之，旧时代的宗教人士远非合格的改革推动者。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需要政府严肃的态度和较长的时间，然而选举政治的逻辑使得宗教理性化的重要性急剧下降，宗教被肆无忌惮地运用于竞选。詹姆斯·鲍克评论道，宗教因素在土耳其1957年大选中起到的作用更为明显，宗教符号和寺数量似乎决定了竞选的结果。共和人民党对直接宣传世俗主义感到心有忌惮，而的插图宣传册整页都在炫耀过去7年中修建寺的数量和所获得的政府资助的资金数目。插图宣传册显示，政府过去7年中新建和维修清线年，政府类似的花费只有679万土耳其里拉。除此之外，还在选举中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获取选票。比如，在大量寺外兜售宣传宗教成就的杂志，其首页上寺的图片格外惹人注意。获取选票如果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选举政治显然已经被异化。美国外交官显然已经捕捉到了土耳其这一无解的困境，转而指责曼德勒斯政府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更有甚者，的宣传者在农村大肆宣扬其亲的观点，并将乡村宗教教师转变为自己在农村竞选的代理人。英国外交官接到一名乡村伊玛目报告，该伊玛目声称受到的指派，在寺为其做宣传。另有一名前的候选人告诉英国大使馆官员，乡村的伊玛目类似于的政治代理人，候选人通过伊玛目与乡村选民发生联系。的这位候选人认为，允许伊玛目运用类似于在西欧扩张势力范围的方式，(对农村选民)施加“邪恶”的影响，这构成了最大的弱点。英国对于滥用宗教已经颇为不满，尤其对其潜在的深层影响感到忧虑。詹姆斯·鲍克还指出，虽然现在得出土耳其教复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论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过去七年培育的教环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需要严肃对待，特别是农民在一党制时期处于蛰伏状态的宗教情感，现在已然完全激活。在土耳其，任何一个希望获得选举胜利的政党，都不敢冒险以世俗主义原则侵犯教领域。选举政治完全激活了宗教感情，为了赢得选举胜利，政党必须向宗教让步，世俗主义面对宗教的步步紧逼只能节节败退。毋庸置疑，选举政治攫取权力的逻辑，使得宗教被大量运用于选举政治的同时，世俗主义的旗帜也被迫雪藏。选举政治使得众多政党在宗教问题上处于某种退无可退的境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选举。

　　宗教已经进入了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世俗化道路遇到了重大挑战。“教已经成为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土耳其的选民多数来自农村，这一状况就无法改变。”美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发往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阿塔图克开启的世俗化改革在土耳其并未能够扎根下去，选举政治中的动员会从根本上损害土耳其国家的根基，1956年以来土耳其的政治事件正在逐步证实这一担忧。各个政党正在利用宗教获取虔诚信徒的支持，甚至于宗教反对派的选票。随着1957年选举的临近，这种担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由于越来越远离最初的自由和民主路线，且其经济政策的失误已经给民众造成了相当的损失，被迫笼络并联合宗教保守势力。显然，宗教力量对于世俗主义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世俗主义则是被动迎战，自然被认为应该为此种状况承担责任。

　　到1958年，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对于土耳其的发展道路表现出强烈的担忧，这种担忧势必潜在地影响到英美对土耳其政策。1958年7月16日，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参赞约翰·古德伊尔(John Goodyear)发往国务院的外交急件，主体部分是一份关于土耳其宗教状况的背景和现状的调研报告，涵盖了1950年执政以来土耳其宗教发展的状况。大使馆方面对该调研报告部分认同，部分持有保留意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或者评议。第一，该调研报告的结论是土耳其当下的情况是地方主义的复活，更准确地说是向传统生活方式的倒退。大使馆同意土耳其向传统生活方式倒退，但强调要区分宗教在城市和农村复兴的不同性质。美国大使馆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宗教在整个西方世界复活的潮流，这一潮流在土耳其呈现出具有其自身特点的表现形式。城市居民效仿西方，将宗教的复活作为一种学习西方的潮流，而农村的情况则属于正统教的复活。宗教在农村的复活获得了许可，伊玛目和乡村宗教教师的地位得以恢复，有组织的宗教权力得以复活。在美国大使馆看来，宗教在农村的复活不是单纯的地方主义的兴起，而是有组织的宗教的真正兴起，其远景则有待观察。

　　第三，大使馆认为与农民和农村的和解不仅仅导致了宗教反动的兴盛，假以时日，也将对阿塔图克的世俗化改革以及土耳其的西方化道路造成影响。该调研报告指出，农村伊玛目和乡村宗教教师严重阻碍了教育部在乡村的相关工作，面对宗教反动，乡村教育部官员显得无能为力。年轻一代接受宗教教育，假以时日凯末尔设计的道路就将受到巨大威胁。该报告认为，以牺牲城市中的少数来换取农民和农村中的多数是政府的重要特征，这种政策不仅放纵了近几年的宗教反动，如果继续下去，对于土耳其的世俗化改革，甚至于西方化道路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美国大使馆就人口的代际差异对土耳其发展道路可能影响深远的预判甚具深刻性，同时指出应为这一状况负责。因此，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判断也会深刻影响到美国对土耳其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旧身份之争，共和国追求现代、世俗和欧洲的身份，摒弃落后的、颓废的和奥斯曼的身份，新旧身份之争由于民主政治的开启而获得了新动力。而土耳其在冷战期间选择与西方结盟，加大了西方对于土耳其道路的影响力，西方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作用和影响到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土耳其总统拜亚尔(Mahmut Celal Bayar)将美国描述为“自由世界之母，20世纪文明的领袖”，土耳其的目标则是成为小美国(Little America)。无论是对土耳其世俗化的发展道路，还是民主政治的实践，西方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土耳其越是追求西方化，西方对其的影响力就越大。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伯纳德·伯罗斯(Bernard Burrows)指出：“土耳其选择加入北约和建立中央条约组织，旨在维护其独立和民主原则，与西方合作也是凯末尔的原则。”西方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土耳其应该坚持西方化的发展道路和亲西方的外交选择，一个偏离亲西方道路的土耳其为西方所不容。

　　1950—1960年执政期间，英美外交官的观察和评论以1955年为分界，经历了从担忧到悲观的立场转变历程。大致而言，英美外交官的判断颇为准确，选举政治与教的复兴确实正在上演。苏菲兄弟会在1950—1960年得到显著增长，私人的古兰经学校和组织得以建立，新的寺得以修建。教各种兄弟会建立的私人宗教组织从1949年的95个增长至1960年的5104个。私人宗教组织在所有私人组织中的占比从1949年的5.5%增长至1960年的29.7%，增长的原因部分在于对于兄弟会的宽容。作为回报，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和他的追随者在1954年和1957年的选举中支持。选举政治催生了宗教复兴，深刻作用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

　　宗教的复兴倒逼出了民主化进程中如何安置教的难题。英、美、法等国外交官对于土耳其如何解决宗教问题，达成的基本共识就是教需要经历理性化和宗教改革。洛克菲勒基金会派驻土耳其官员马歇尔(John Marshall)注意到教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建议从内部实现近东社会的转变。从内部实现近东社会转变的核心还是完成对教的改造。西方外交官和学者关于土耳其西方化的讨论和教作用的讨论往往交织在一起，教被认为是土耳其人生活方式最本质的规定，西方化因为直接影响到其生活方式，自然与教发生了直接碰撞，直接决定了西方式的生活方式能否最后胜出。在神学领域也存在着激烈的人才竞争，说到底就是抵消教中的反西方力量，进而培植亲西方的力量。如何达成这一任务，似乎只能是推进教改革，以使教适应当代社会。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不约而同地建议土耳其重要的大学建立神学院，以达到宗教启蒙之目标，鼓励有才能的人成为神学家也是西方对土耳其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方外交官普遍认为土耳其国家中政治和宗教的分离这一基本的原则应该坚持，在此基础上适当关注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尤其强调教的改革和宗教教育的理性化问题。1951年时，美国外交官曾经开出如下五条建议：加强公立学校教育，而土耳其半数的乡村没有学校；培养合格的神职人员，使得他们既符合道德标准，又不与当代世界的重要潮流相悖，最终使得该项工作成为一种稳定且受到尊敬的职业；扩充宗教事务委员会；改革教；修正《民法》，使得《民法》包含某些宗教法的因素。教育是土耳其世俗主义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强调新式的宗教教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西方外交官的这一认识与诸多学者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伦乔夫斯基(Lenczowski)认为，凯末尔成功的秘诀在于实行严格的教育改革，乡村和高中的教师(加上共和人民党的成员)构成了传播凯末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育年轻土耳其人的核心力量。麦克莱兰(McClelland)也指出，土耳其和伊朗政治文化的真正区别在于土耳其的教育体系。只是教育需要漫长的发展时间，教育的发展速度与宗教的传播速度无法比拟，因而土耳其宗教改革的成绩微乎其微，由此也决定了宗教因素长期深刻作用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

　　西方对于土耳其选举政治和宗教复兴的深度关注，实质还是在关注其发展道路和对西方的忠诚度。自1950年以来，英美外交官对于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观察主要集中于曼德勒斯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倾向对于凯末尔“新秩序”和民主政治的伤害，表现出隐隐约约的担忧和不满。1955—1960年，英美外交官对于宗教复兴以及由此引发的土耳其道路异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认为政府被党派利益蒙蔽了眼睛，出现了严重的渎职，催生了土耳其和与西方关系潜藏的巨大隐患。西方外交官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教的长期复兴，最终必然导致土耳其现代化背离西方的现代化标准，进而损害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最终，西方意识到最初所设想的宗教教育无法完成既定使命，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新的力量来维护世俗主义，这个重任就落在军人肩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西方何以最终抛弃曼德勒斯政府，对军事政变至少采取了默认态度，直至最后接受了军方的政权。

　　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宗教复兴的性质属于土耳其式的政治。上文已经表明，英国和美国外交官已指出该时期的宗教复兴已然指向历史倒退，但并未清晰地认识到土耳其式政治的特质。戴维森指出，50年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是：感情的兴起是政治或宗教的反应，还是宗教的真正复活或许只不过是长期存在的宗教情绪的公开暴露，后面一种看法也许最接近事实。学者们见仁见智，西方外交官也没有就这一时期教的复兴给出明确的定性。事实上，西方外交官观察土耳其时实际上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西方自身，另一个就是中东其他国家。与西方相比，土耳其的西方化往往被认为非常肤浅，重要指责之一就是土耳其西方化的精英无法在自身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建立起联系。与其他国家相比，土耳其的西方化则被认为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中东其他国家树立了标杆。即便如此，由于土耳其广大农村普遍的落后状态，西方外交官和知识分子均高度关注民主政治背景下土耳其教复活的情势，对于土耳其宗教复兴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教在较大程度上已经在土耳其公共生活和政治领域发挥着某种组织化的作用，具备了政治的特征，宗教情绪的公开暴露，或者说文化的复兴，未必能够准确地概括宗教复兴的性质。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政治更多地与选举政治相关而且受限于既有的世俗主义框架，因而更多地表现为具有土耳其特点的政治。米尔顿·爱德华(Beverly Milton-Edward)指出，“与世俗主义抗争是政治的重要特点。政治指的是教以一种引人注目的高姿态出现在政治生活中，政治的复活意味着对于相关的方方面面兴趣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教此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缺席。”

　　正是由于教深刻作用于土耳其政治，军方才发动了政变。1960年5月的军事政变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转折点，土耳其自此几乎每隔10年周而复始地发生军事政变，土耳其历次政变被认为都有美国的影子。与此同时，色彩的组织和政党在土耳其公共领域和政治中的作用呈上升趋势。结合深刻的西方因素影响，上述趋势逐渐深入发展，最终造就了土耳其国家治理中军人干政与政治两大难题。英美之所以能够至少在土耳其政治运行中发挥隐形作用(包括军事政变)，既是由于土耳其稳固的亲西方外交取向，也是由于西方积极地承认了军政府，意识到土耳其军方所拥有的特殊社会地位。西方的立场并不是基于是否有损于民主，而是何种选择最符合西方的利益。

　　英美外交官的相关判断大体上符合土耳其的发展状况，民主政治意味着宗教的持续强势回归，对于土耳其道路的世俗主义根基构成严峻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英美外交官对于教在土耳其的复兴及其后果越来越忧心忡忡。西方外交官们注意到，土耳其西方归属感的基础，在转向选举政治后呈现出衰落的迹象，于是试图阻止这种趋势。虽然，英、美、法等国外交官报呈国内的相关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国家的土耳其政策，很难一一加以对照，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西方外交官的观察和相关报告对土耳其的影响很长时间内局限于对曼德勒斯政府的提醒和警示，过程性影响的证据并不多见，但结果性影响却十分明显，最重要的观察点就是西方与土耳其1960年军事政变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教复苏和干预政治现象加剧，引发了军方的警惕。此外，军方收入的降低也引发了其不满。土耳其恶化的经济环境也影响到军队的开支，他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相较于西方的落后，并将这种落后归结于文官政府的失败。军队内部上层军官和下层军官的分化，加大了政党与军方处理关系的难度。对于军官多少还有一些轻蔑，而且其要求军方者的相关做法也损害了军方的形象，迫使居尔赛尔(Cemal Gürsel)将军于1960年5月3日辞职，后者最终成为政变的领袖。1959年盖特维克机场事件中，曼德勒斯总理大难不死，导致土耳其社会宗教气氛越发浓厚。1959年10月，曼德勒斯曾经到访美国，试图从美国获得3亿美元的贷款，结果无功而返。在向美国求助未果后，曼德勒斯拟定于1960年7月出访苏联，由此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和土耳其军方的不信任感。伊诺努在政变之前曾经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暗示军队应该肩负起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使命。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府被推翻，曼德勒斯本人、财政部部长哈桑·波拉特坎(Hasan Polatkan)和外交部部长法廷·佐卢(Fatin Rüştü Zorlu)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军事政变的发生与宗教复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在其中的态度更值得玩味。

　　诸多证据表明，英美至少确知军方即将发动政变，却任其发生，与凯末尔世俗主义遭到严重侵蚀，进而危害到土耳其对西方的忠诚有极为密切的因果关系。“宣称拥抱世俗主义，但它对于暴力反抗世俗主义却表现出极大的容忍，在选举中显然在利用教，有时也无法控制宗教的过激行为，这是1960年5月27日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宗教的滥用成为西方决定丢弃曼德勒斯的关键性因素。英国在1955年就对佐卢甚是不满，认为“他应该从外交部长岗位上被撤换掉，需要一个更能和英国合作的人来代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在私人信件中表达了对曼德勒斯的不满，认为他抱负过大，不能胜任现有职位。根据土耳其驻伊朗大使马哈茂德·迪凯尔代姆(Mahmut Dikerdem)的叙述，伊朗政府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分享了土耳其可能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同样没有通知曼德勒斯政府。

　　1960年政变后，西方转而支持土耳其军政府就是西方不再容忍教过度复兴的一个间接证据。5月27日军事政变后，美国给予了土耳其军方政权慷慨的援助，从侧面证明西方认定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出现了方向性的偏差，因而对政变至少持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尤其关注1960年军事政变的发生，指出此次军事政变为西方所普遍欢迎，西方外交官普遍有如释重负之感，或许可以认为这些构成了土耳其1960年军事政变的国外背景。换言之，西方对于土耳其的发展道路持续跟踪，对其认知不乏矛盾之处却也颇有预见性，而且划定出底线。这种矛盾最深刻的表现就是最初认可宗教的复苏，其后则视其为洪水猛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西方对于治理土耳其的宗教复苏并无良策，也意识到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土耳其式的宗教改革。军事政变非但没有损害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相反地，政变后反而是土耳其与西方各国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美英等国把握住了军方作为一个机构拥有的特殊社会作用，清晰地判断出推翻现任政权并不会损害土耳其与西方关系。西方对于土耳其1960年共和国首次政变所持有的立场，表面上看是对曼德勒斯政府执政以来宿怨的总爆发，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无法将土耳其锚定在亲西方路线上之结果。

　　竞争性选举制度导致军方作为新的力量介入政治中，在很大程度上为所始料未及，而西方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立场更是出乎曼德勒斯政府的预料。有观点认为，“5·27”政变相当于一场革命，扩大并巩固了阿塔图克和伊诺努所建立的民主基础。这种认知并不全面，对于此次政变性质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哈桑·柯塞巴拉班(Hasan Kösebalaban)指出，1960年军事政变对土耳其民主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军人干政的传统得以建立。确定无疑的是，的10年任期最终以政变和鲜血收场，并留下了诸多影响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的遗产，土耳其民主政治就此与军人干政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对于土耳其军事政变的态度也再次证明，西方国家只能接纳忠诚于西方利益的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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